“到祖国较需要的地方去!”如此利他主义的激情在青年中似乎久违了，但许许多多江苏高校的学子就是怀抱这样的激情，年复一年奔赴西部支教。

　　由于教育资源配置尚不平衡，主要发达城市的高考入学率近80%，而贫困农村地区只有5%。团中央2003年推出“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”，迄今，江苏有近4000名大学生去西部支教。支教不仅为西部的孩子、为西部的未来展现新的可能，也让大学生们在为理想奋斗的清贫生活中收获新的成长。

　　“从基层做起，人生才会更坚固”

　　施文杰：南京大学第14届研究生支教团总队长 支教地：云南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

　　2012年，施文杰去建水二中时，带去很多印着“南京大学”字样的短袖T恤，学生们特别喜爱这款文化衫，纷纷跟他要，因为“南京大学”四个字在他们心中仿佛一座灯塔。“孩子们觉得南大学生好厉害，所以有孩子觉得读书太辛苦想退学，我就给他们讲：‘我们读中学也很苦很累，也有人成绩不好，没有人不付出辛劳就能有收获。’”之后上课，施文杰会多提问那些想退学的学生，课后单独辅导，这些学生成绩渐渐提高，就不想退学了。

　　对于二中，施文杰第几印象是硬件设施不错，“因为有国家支持，但进入教学状态就发现，当地人对教育不够重视。”一个班60名学生，明确表示想退学的有十来个，暗中谋划退学的就不知有多少了。施文杰反复说服，还是有几个学生义无反顾地离开了。“高中不属于义务教育，部分家长、学生认为读书无用，不如趁早回去打工、务农，有的女生则是回家结婚。”回忆起来，施文杰仍然很焦虑。“如果学生进入职业院校，哪怕以后同样打工，技术含量也不一样。学习不仅是掌握生存技能，也是追求科学、追求真理，多读书将来对世界的认知、对人生的态度也不一样。”也有些学生考上了大学，现在向施老师汇报校园生活，字里行间洋溢着“坚持学习真好”的兴奋，令施文杰深感安慰。

　　二中师资紧张，支教老师教学任务十分繁重，平均每周25课时以上。施文杰负责教高一，上学期带3个班英语，下学期教历史。大家都拿出全部能耐，学生们成绩显著提高，原来落后的班级被带到年级前列。

　　施文杰喜欢去食堂吃饭，这是迅速了解学生真实想法的好办法，一边吃饭一边和老师、学生侃大山，也是一天里较惬意的时光。他还常去男生宿舍和学生们聊天，到各个乡镇家访，学生们也特别喜欢找这个89年的大哥哥打球、聊天。

　　南大选拔支教者，不但要求成绩，而且要做过学生干部或志愿者，因为支教包括帮助学校开展活动。曾任江苏省学联主席、南大学生会主席的施文杰与队友一起，为二中募集千余本新书、开办“七彩书屋”，拷贝南大的“校园义工岗”，建立校园志愿服务实践基地，还为品学兼优的贫困生募集助学金。

　　“募集助学金很不容易，”施文杰说，“的办法是实打实地做事。”他们首先了解情况，确定需要资助的学生名单，再去筹款，“跟人家说清楚，为什么资助这个学生而不是别人。”他们那届研究生支教团共筹募助学金42万，资助学生约1000人次。

　　孩子们很想看看南大，可是很多人没出过县城，更不要说去2000多公里外的南京。怎么办?去年青奥会在南京举办，施文杰萌生一个念头：“带孩子们到南京访学!”于是上网上筹款。一家公司老板委托员工找上门来，连活动资料都不看，直接问：“需要我们出多少钱?”施文杰答：“6万。”于是支教团立刻得到6万赞助。施文杰事后得知，老板是校友，一直关注南大支教团。

　　“西部学生访学夏令营”如期举办。21位西部学生来到南京访大学、看青奥、游名城，进入15个有差不多大孩子的家庭，体验南京人的生活。一个学生对施老师说：“我一定要努力学习，哪怕将来考不上南大，也要考到南京来。”收获丰盛的还有南京的家长们。西部来的孩子，父母大多在外打工，他们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，进入南京的家庭，他们主动做家务，生活能力和质朴、坚韧的品质让南京的家长很受启发。一些不经意的细节也令家长感动。一位父亲对施文杰说，他第几次带云南孩子回家，“到了家门口，孩子从书包里掏出一双干净拖鞋换上。”事先并没有人教他这样做。

　　说起母校援建偏远地区的传统，施文杰十分自豪。“建国初期，许多南大学子加入西南服务团，有些人留在当地工作。南大1999年就成立研究生支教团，至今有244名学生去西藏、新疆、四川、宁夏、云南等地扶贫支教，还筹款260多万，募集其他物资价值近400万元，为多所学校建起操场、机房等。”

　　施文杰一直害怕分别，“怕感伤，怕掉眼泪。”他计划工作结束后悄悄溜走，但当地老师“泄密”，同学们硬生生把他拉回教室，轮番上台给他表演节目，平时羞涩的学生拉着他说话，他批评过的学生说“老师你批评得对”，每个人在他的文化衫上签名……

　　两年过去了，施文杰依然关注他教过的孩子们，并作为校团委书记助理，协助新一批支教团开展工作。目前，他在商学院读硕士，还不确定将来从事什么职业，不过有一点很确定——从基层做起，“从基层汲取养分，人生会更坚固。”

　　本报记者 龚 倩

　　“对自己负责，还要对社会负责”

　　武丽佳：东南大学第16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 支教地：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

　　“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现牛羊。”带着对内蒙古大草原的美好想象，东南大学交通学院2010级学生武丽佳，去年暑假赴内蒙古准格尔旗民族中学支教。在出发仪式上，武丽佳激昂地说，“一直都信奉这样一句话：‘有一种努力叫尽我所能，有一种热爱叫始终如一，有一种选择叫不离不弃。’支教，我选择，我热爱，我努力。”一年即将过去，武丽佳的支教经历有酸辛、有甘甜，这是成长的滋味。

　　去年7月底，武丽佳等8名同学经过20多小时的奔波，终于来到天高地阔的内蒙古，首先参加支教培训班。8月中旬到月底，支教老师们又组织2014准格尔旗“至善科技”夏令营，包括素质拓展、科技讲座、人文讲座以及结构力学模型搭建等课程，为正式走上讲台“预热”。

　　开学了，武丽佳来到民族中学，“这里的条件比想象中好多了，教学设施齐全，校舍整洁漂亮，这所初中有3个年级12轨，每班学生50人，蒙族学生大约有三分之一。”第几周，武丽佳作为初一(11)班的副班主任，负责跟班军训，跟孩子们站军姿，陪他们去医务室，听他们叫自己“副班”、“武老师”。武丽佳说，“我恍惚回到了我的初中，但分明我现在成了老师……有点错位，一种美妙的感受!”

　　正式上课，武丽佳任教初二两个班的物理课。第几次上课，武丽佳紧张得双腿沉重又发软，头脑里一片空白。“不过，在讲台站定，发现满教室孩子的眼里都充满了期待，甚至是崇拜，紧张顿时一扫而空。”武丽佳就滔滔不绝讲了起来，语速很快，既没顾及学生的接受能力，也没发觉自己一会儿就把两节课的内容讲完了。“学生们一脸茫然，但都懂事地听着，非常体贴。”武丽佳说，“这以后，我就注意观察孩子们的眼神，注重互动。有的孩子比较活跃甚至调皮，有的孩子则腼腆甚至沉闷，我渐渐学会了调节课堂气氛，兼顾大多数同学的接受能力。”

　　初中是叛逆期，也是塑造期。面对这群孩子，武丽佳经常有一种“甘苦自知”的感觉。班上有个“熊孩子”很调皮，上课总是讲话，还喜欢和武丽佳“抬杠”。可是，有一次武丽佳有事要去别的班，这个“熊孩子”自告奋勇带武老师去找人，一路上有点亲密，有点自豪，又有点腼腆。“那一刻，我觉得这孩子那么纯净、天真、善良，和他在一起，就像是炎热的夏天喝了瓶矿泉水。”

　　武丽佳每天和孩子们一起上课、补习，一起游戏、聊天，一起跑步、打扫，自认为已经和学生们结成“死党”了，没想到接下来的一件事，让她特别伤心。年级测试，武丽佳负责出卷，她查资料、请教老教师、修改题型，忙了很久，又累又乏。没想到12月26日考试这天，她任教的一个初二班级竟然罢考，“学生们认为我改题型是故意刁难他们，根本不理解我的苦心。我心里既委屈又尴尬，勉强忍住泪水，发现自己其实还是个大孩子。”第二天是周六，也是武丽佳的生日。上午，武丽佳独自待在宿舍，情绪低落，班上有同学来请她去教室帮他们补习。她刚走进教室，突然亮起了灯光，孩子们唱起了生日歌，点亮了蜡烛，捧上了鲜花。“很多孩子涌过来向我道歉，说前一天罢考只是一时冲动瞎起哄，请老师原谅。我所有的委屈都烟消云散，眼里又不争气地泛出泪水。我频频向孩子道谢，真想拥抱他们!”

　　支教中，武丽佳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：比如饮食，每个菜都放很多猪油，弄得她经常没胃口;没有地方洗澡;风沙太大，冬天气温零下20多度。不过，武丽佳无怨无悔，“之前一直以为做什么事只要对自己负责就可以，而支教一年让我明白，一个人还要对他人负责、对社会负责。艰苦生活换来这真正的成长，值得!”

　　本报记者 贾梦雨

　　“用一年时间，做一生难忘的事”

　　侯泽宇：南京师范大学第16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 支教地：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

　　再过两个月，侯泽宇带领的研究生支教团将结束一年的支教，从贵州回到南京。

　　侯泽宇是南师大地理科学学院国土资源专业的本科毕业生。他一入学就听说南师大连续15年选派学生去四川、贵州支教，在读研究生、获保送研究生资格的本科生都可以报名，保留学籍一年。支教团的学长学姐们回校开宣讲会，激起侯泽宇深深的向往——“每次宣讲会都引来大批同学去听，有人听到落泪。”

　　侯泽宇是校学生会主席，大四获得保研资格，立即报名参加支教选拔。数百名学生经过笔试、面试，较终19名同学入选。面试时侯泽宇说，人们印象中，90后任性自私、眼高手低，其实90后也是热血青年;自己从小随做科研工作的父母辗转北京、上海、山东、新疆等地，“初中就开始独立生活。”

　　去年7月，侯泽宇带领支教团来到贵阳，被分到独山县，那里是少数民族聚居地，资源匮乏、经济欠发达。县教育局负责人开车来接他们，一路上夸这些城里娃“能吃苦”、“不简单”，侯泽宇们觉得这简直是贵宾级礼遇。

　　但到了县高中，他们不约而同地倒吸一口气：宿舍是几十年的老楼，又脏又旧，有间房的木门缺了一大块;只有一楼有个自来水水龙头;没有网络，有几个房间还没通电。几个女生忍不住哭了。

　　没有时间伤感，支教老师们发现更为严峻的是教学任务：当地教师月薪两三千元，师资流失严重,什么科目缺老师，支教老师就得鼎上，学理工科的教语文、学地理的教英文……学校给每位支教老师安排一位老教师做“师傅”，他们跟着师傅上课、互相听课，提意见、出主意。

　　更挑战的，是支教老师要赶快转换角色。说起来，侯泽宇有点不好意思，“不久前，我们还是课堂上玩手机、打瞌睡的学生，刚登上讲台，心里直发慌。”压力也是催化剂。看着下面乌压压五六十个学生，教师的责任感油然而生，他们所带科目的成绩在月考中回回名列前茅。

　　较困难的是啥?侯泽宇说，当地学生95%是少数民族，基础差，不少学生连英语音标都不会，还有不少学生不会讲也听不惯普通话，老师得像教小孩子一样放慢语速、大声说话，一堂课下来嗓子生疼。较让人揪心的，是拿到高中毕业证后，男孩大多外出打工，女生大多被安排嫁人。一次月考后，侯泽宇找成绩差的学生谈心，一位学生坦率地说：“老师，你别为我们操心，我反正不考大学!”侯泽宇噎住了，事后一直想，“怎样才能让这些学生和家长改变想法?”

　　支教老师努力给学生们打开一扇朝向新世界的窗口。配合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，他们给学生讲授“思维导图”这一新的学习方法;周末挨个走访偏远的村小。村小大多坐落在山坳里，交通闭塞，常常只有一两位老教师在艰难支撑。支教老师们一来，一位老教师兴奋地把他们拉进教室，低声说，娃娃们经常好奇地问“老师，外面到底有多好?”老教师一辈子没去过大城市，只能摇头。“你们赶紧给娃娃们说说!”于是，支教老师们一遍遍地向孩子们描绘山那边世界的模样，“好好努力，以后你们不仅能去南京、上海，还能去纽约、伦敦和东京。”

　　南师大支教团还将县特殊学校定为帮扶爱心点。那里有上百名智障、聋哑儿童,支教老师发现很多孩子有美术天赋，就自己装裱孩子们的画作，开设淘宝店，所得钱款用于购买绘画材料。销路不怎么好，支教老师就向母校求助。去年冬，侯泽宇他们带回特殊学校学生60余幅作品，在南师大和先锋书店举办展览，“远山深处无声的呼唤”打动了很多观众，捐赠了10万元善款。

　　支教老师也收获颇多。当地气候潮湿，江苏人又不习惯吃辣椒，一位支教女教师生了湿疹，学生们悄悄在她办公桌上放了当地的土方药;在水族过新年“端”，老人们恭恭敬敬地给支教老师——后生们端上自家酿的米酒……“一年时间不长，但毕生难忘。我看到社会是由多侧面构成，硕士毕业后或许会去NGO工作，帮助弱者，为社会进步多出一份力。”侯泽宇说。 本报记者 顾星欣

　　“这是我青春中较美好的时光”

　　刘月：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第16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 支教地：西藏拉萨市堆龙德庆县

　　去年这个时候，刘月即将从南航经济与管理学院毕业;一年后的今天，她是西藏堆龙德庆县中的一名支教老师。说起支教经历，刘月感慨：“这是我青春中较美好的时光。”

　　去年8月初，南航研究生支教团一行6人，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，来到堆龙德庆县。第二天，刘月发烧38℃多，送到医院仍然几天高烧不退。“上一次来西藏没有太大反应，没想到这次这么严重。”刘月在大一暑假去日喀则参加过“格桑花开——携爱藏行”社会实践活动，不到两个月时间，她觉得远远不够，于是本科毕业后申请去西藏支教一年。

　　父母坚决不同意，因为刘月身体不太好，心跳处在100左右的临界值。但这个柔弱的小女生很坚定，父母根本拗不过她。临走父亲对她说：“真不希望你就这样走出爸妈的怀抱，走进大山的怀抱，但这是你的决定。你选择了去西藏当志愿者，那就好好努力，我们在背后支持你!”

　　因为父母的鼓励，虽然支教开端并不顺利，刘月也没想过放弃，一出院就站上讲台，教三个班级的英语。她又遇到一个大问题：语言不通。“有些学生是牧区的，不太会说汉语，我上课他们听不懂。”刘月很着急，每天课后给这些孩子“开小灶”，请班上的其他同学当翻译，同时自学基本的藏语，确保课堂的正常教学。

　　刘月体质差，大大小小感冒不断。有一次，她又发着烧讲课，结果体力不支，晕倒在教室里，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病床上。“后来听说是我们班的班长，也是英语课代表，把我从3楼背到学校门口。”刘月过意不去，对班长说，“谢谢你!不好意思，老师那么重。”结果班长特别淳朴地说：“老师多重我都背得动!”刘月每次病后回到教室，讲台上都堆着孩子们送的卡片和鲜花，黑板上写着“老师您辛苦啦”，那一刻，刘月觉得所有的辛苦和努力，都是值得的。

　　“我很清楚，我能带给他们文化程度的改变是很有限的，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帮助。”刘月这学期负责教地理。她发现很多孩子对她讲到的地方完全不了解，因为他们获取知识的途径很狭窄，更不可能像东部的学生那样经常旅游，她于是经常给孩子们放电影。“那天看完《超能陆战队》，有个小孩对我说，老师我长大了也当科学家。”

　　被孩子们信任和需要，是刘月较为自豪的，“我们支教老师的门是被孩子们敲得较多的，可能是因为年龄相近，我们喜欢他们，他们也喜欢我们。”和刘月一起来的杜骁是国家二级运动员，特别受学生欢迎，“总是找他踢足球，我去给他们拍照，大家玩得很开心!”刘月和杜骁一道负责学校广播站，还不时带广播站的学生们去野餐。当地没有大型商场，一个学生托刘老师在淘宝上买了双运动鞋，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哥哥——兄弟俩和刘月都很开心。

　　支教使刘月从一个被爸妈宠爱的小女生，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大人。“这里的饭菜吃不惯，我们大多是自己做饭，寒假回家我给爸妈露了一手!”刘月颇为得意地说：“妈妈一看到我变黑变瘦了，特别心疼，但是吃到我做的菜，她可高兴了。”

　　8月，刘月就要离开了，她分外不舍。“还没离开我就开始想念这些孩子了，想念在这里度过的青春。”她下了个歌唱软件，把孩子们唱的藏语歌录在手机里，“回去后听。”刘月郑重地对记者说，“等到孩子们中考，我一定再来看他们，一定。”